人文党建致力于破解当下党建工作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优化社会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独生子女政策与恢复高考制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独生子女政策成功地控制了我国人口数量；高考制度的恢复培养了大批知识人才。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原动力不足、供求差异包括物质供求差异和人才供求差异等开始显现；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的独生子女——80、90后，是在家长百般呵护和溺爱下成长起来的，于是有一些独生子女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功能被弱化，从而阻断了个体生命力和生命抗挫力的产生。而几十年来的高考均以分数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淡化了人格、道德等价值理性内容的考核与评价。由于追分，致使考生们错过了通过履行社会生活中多种角色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建立亲情、友情、国情、民情等丰富的人的情感世界之最佳人生时段，如此造成个体孤独、寂寞甚至抑郁等心理问题。近些年，我国出现了“宅男宅女和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的‘啃老族’等群体”。

不可回避的事实提示并告诫我们，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口中，有部分人口出现了劳动能力弱化问题，并有蔓延之势。在人口劳动能力弱化的同时，随之弱化了人口创新能力以致创造力和科技进步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人口劳动能力的弱化，在个体层面造成生命力的弱化，以致弱化了在社会生活中承担多种角色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之功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如果有大量成员的劳动能力出现弱化，将极大地削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直至削弱国家软实力。

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正沿着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坚韧前行。从而画出了一条渐次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改革之路，经济发展取得为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增多，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功能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适应，以及缺乏有效的规范性约束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导致在社会层面出现了大量的行为失范和行为失控等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统称“社会病理现象”，给改革带来诸多困扰，给党的执政带来了诸多挑战。

社会病理现象是一定的原因造成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形态和（或）功能发生一定的变化，正常的社会活动受到限制或破坏，或早或迟地表现出可察觉的症状，这种症状的结局可以是康复（恢复正常）或长期残存，甚至导致消亡。社会病理现象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国民人文性缺陷造成思想混乱引发的，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诊断、鉴别和有效治疗，轻则危及个人、家庭或者企业与某些公共部门的安全，重则会发生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社会病理现象的诊断，其一，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无能力、信心和勇气，承担现实生活中多种角色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时；其二，当社会成员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是困惑的，无能力且不愿意鉴别、界定、表述是与非、正与逆、美与丑，是非不分、正逆不辨、美丑不赏时。

社会病理现象的鉴别。社会病理现象在个人生活中，表现在酒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家庭伦理式微、享乐主义等；在企业生活中，表现在不合格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甚至为追求企业利益置公共环境和国家利益于不顾的现象等；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在奢靡之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国民由于感性而冲动产生的群体冲突事件等等；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行政不作为等等。然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尤其在现阶段各种思潮在人们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影响中凸显感性、冲动、暴力倾向，甚至“父母无恩论”者比比皆是，并有愈燃愈烈之趋势，正在悄然颠覆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以人情味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而产生的社会性人格与人道主义，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关于社会病理现象的治疗，需要通过创构“三位一体”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文治理体系，强化“四个自信”，整体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化水平，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人文理论支撑与实践主张。

一步之遥的中国梦。综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凝聚民众力量，促进社会进步。如在20世纪上半叶党采取军事治理措施，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党采取政治治理措施，统一了国民意志，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党采取经济治理措施，经济发展取得为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党需要采取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人文治理措施，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治理能力的创新性发展，继而达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