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的改革开放，真正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巨碾。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正沿着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坚韧前行。从而画出了一条渐次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改革之路，经济发展取得为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增多，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功能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适应，以及缺乏有效的规范性约束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导致在社会层面出现了大量的行为失范和行为失控等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统称“社会病理现象”，给改革带来诸多困扰，给党的执政带来了诸多挑战。

社会病理现象是一定的原因造成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形态和（或）功能发生一定的变化，正常的社会活动受到限制或破坏，或早或迟地表现出可察觉的症状，这种症状的结局可以是康复（恢复正常）或长期残存，甚至导致消亡。社会病理现象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国民人文性缺陷造成思想混乱引发的，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诊断、鉴别和有效治疗，轻则危及个人、家庭或者企业与某些公共部门的安全，重则会发生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社会病理现象的诊断，其一，当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无能力、信心和勇气，承担现实生活中多种角色赋予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时；其二，当社会成员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是困惑的，无能力且不愿意鉴别、界定、表述是与非、正与逆、美与丑，是非不分、正逆不辨、美丑不赏时。

社会病理现象的鉴别，社会病理现象在个人生活中，表现在酒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家庭伦理式微、享乐主义等；在企业生活中，表现在不合格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甚至为追求企业利益置公共环境和国家利益于不顾的现象等；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在奢靡之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国民由于感性而冲动产生的群体冲突事件等等；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行政不作为等等。然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尤其在现阶段各种思潮在人们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影响中凸显感性、冲动、暴力倾向，甚至“父母无恩论”者比比皆是，并有愈燃愈烈之趋势，正在悄然颠覆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以人情味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而产生的社会性人格与人道主义，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关于社会病理现象的治疗，在新时代需要人文的新作为。在新时代需要人文的新作为，首先，需要运用中华优秀管理文化在唯物史观语境中创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人文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而，展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人文教育，立德树人；继而，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人文党建，“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开启人文事业的新征程。

其一，大力推进人文幼教、人文家教事业，立德根，树家风；其二，大力推进人文社区、人文企业、人文金融、人文医疗体系建构，以厚植人文认知、人文功能、人文标准，致力于在逐步解决社会各个领域的人文性缺陷问题的同时，通过人性化道德建设打造完整人格、集体化道德建设打造成熟人格、社会化道德建设打造理想人格的方式，促进价值认同与意志整合，展现人文关怀，感受人文滋养，让生命在价值向上运动中迸发活力与光芒。

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人文党建，谋求民族复兴之策。综观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凝聚民众力量，推动进步。如在20世纪上半叶党采取军事治理措施，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党采取政治治理措施，统一了国民意志，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党采取经济治理措施，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为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新世纪新时代，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更关注生命与生存安全、关注心理成长与生活质量，这是一个呼唤人文的兴起，建设充满人文关怀与人文滋养、充满文明与幸福的新时代。因此，党需要采取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人文治理措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治理能力的创新性发展，即从改革时期的经济治理向发展时期的人文治理方式的转化与升级，将国家的他律文化建构在公民的自律文化的基础之上，而有效地发挥规范性作用，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